金一南《苦难辉煌》在党内、军内阅读者甚多，而在市井间却并不如余秋雨著的《文化苦旅》那样畅销。虽然两书论题同样宏大、文笔同样优美，但金一南的《苦难辉煌》更加专业、精深，把中国放在了历史长河中考察、放在了世界格局中考察。金一南的《苦难辉煌》还原了大量历史细节，又能在国家与国家、主义与主义、领袖与领袖之间等历史大势间分析，确实有用显微镜和望远镜俯瞰历史变幻、洞察历史机遇、通晓世情人心的战略学者功力。

    历史之争。蒋介石政权统一中国与列强侵占、保持在华利益之争是这一时代最大的历史主题。蒋介石要完成对北洋军阀的统一，还要完成对新派各省军阀的统一，其“统一方能御辱、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应该说是贯彻始终的，而不仅仅是只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的。有了蒋介石政权统一中国的能力和使命，才有苏联、日本包括德国等对蒋介石政权的倚重和争夺：扶持蒋介石政权，才可能维护甚至扩大在华利益；有了蒋介石政权统一中国的作为，才有各派新军阀的“有匪有我、无匪无我”的与共产党政权、军队相容并存。这是历史的相持。

    主义之争。中国问题直到现在还有世界议题的影子，更无论更加积贫积弱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有问题、也有主义。主义是为问题而生的。有共产主义、三民主义，还有法西斯主义，三种救国救民的主义思潮在二、三十年代也在争夺历史的掌控权。蒋介石把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融入一身，所以有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前讲他：与党为敌、与国为敌、与民为敌、与公理为敌。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共产主义，但走出了脚踏中国大地的工农武装割据新路，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认识上最终脱离共产国际掌握了主动权。

    领袖之争。斯大林、裕仁天皇、毛泽东、蒋介石都为一时领袖。斯大林为共产国际领袖，看重意识形态，更看重国际利益，为了苏联利益更是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利益；裕仁天皇，法西斯罪行绝不下于希特勒，而最后竟然安然事外，日本仇华、侵华有领袖、有群众还有军队；毛泽东以个人自觉来掌控历史自觉，在党、军队、国家的危急关头终于站在了历史的领跑线上；蒋介石，从廖仲恺案、整理党务案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再到1928年东北军易帜通电，蒋介石也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袖。

    战将之争。苏联与共产国际有鲍罗廷、季米特洛夫和米夫，各领一时风骚；裕仁天皇有昭和军阀集团，有关东军、华北驻屯军、有军部，有着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等一批“高参”；德国有赛克特、法肯豪森等一批在华高等军事顾问；国共两党双方也是战将如云，国民党不缺智囊，共产党也有叛徒。

    在这一恢宏壮阔的历史进程中，谁能洞透历史自觉，成长为本派领袖？谁能窥破世界格局变化，扭转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又有谁能穿透历史迷雾，从历史所留的丰厚遗产中继承智慧？

    这一切，让读书者深思、让后来者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