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路上论‘四铁’”系列四篇文章

时间:2016-02-03 10:01:33来源: 作者:点击:
变革路上论“铁一般信仰”■颜旭习主席在接见调整组建后的军委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时强调,“努力建设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

变革路上论“铁一般信仰”■颜旭

习主席在接见调整组建后的军委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时强调,“努力建设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军委机关,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贡献。”
这是习主席继全国党校工作会议、视察陆军第13集团军之后,再一次向全党全军强调“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对于这一重要论述,我们必须深刻领会、扎实践行。
悉心体悟这“四铁”,我们强烈感受到其中饱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四铁”就像一道道夺目光芒,从优秀中华儿女的群体雕像中散发出来,生动反映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品格和精神筋骨。
放眼改革强军,我们强烈感受到“四铁”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历史进程中的重大意义。人民军队素有“钢铁长城”之称。当前,面对这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面对这场不逊于战火考验的攻坚战,我们更需要强化对“四铁”的思想认知、情感认同、实践自觉,使每一名官兵更加经得起风吹雨打、石击火炼,真正做到铁骨铮铮、铁拳无敌,唯此方能不辱使命、担起历史重任。
从今天开始,本栏目将连续推出4篇文章:变革路上论“四铁”。敬请读者关注。
——编者 
干事创业需要人心的凝聚,人心需要崇高去点亮。铁一般的信仰,是“千磨万击而岿然不动”的坚韧,是“敢于正视淋漓鲜血”的不屈,是“杀己以存天下”的豪情。信仰,形成于历史积淀,作用于现在未来。正是依靠铁一般的信仰,人民军队在“雄关漫道真如铁”的征程中,才谱写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今天,改革强军的大幕已经拉开。这是一项异常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不闻金沙水拍,同样要闯激流险滩;未见大渡桥横,同样要斩关夺隘。在改革强军的征程上锻造铁一般的过硬部队,首要的仍是锻造铁一般的信仰。
(一)
文化的核心是信仰。伟大信仰孕育崇高灵魂
信仰是骨髓,文化是骨骼,没有文化,信仰就无所依托;没有信仰,文化也就不复存在。梁启超说:“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人无信仰不立,党无信仰不存。
人活着本身没有意义,是信仰解决了人的意义问题。美国诗人惠特曼说:“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英国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也曾写道:“能够激发一颗灵魂的高贵、伟大的,只有虔诚的信仰。”我军初创时期,人员构成复杂,既有一心革命的工人农民,也有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还有从旧军队起义过来的人员,不少人身上反映出雇佣思想、自由散漫习气、无政府主义和军阀作风等。如何化气为剑、聚沙成塔?正是持续不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官兵逐渐知道了什么是敬畏,明白了什么是价值,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不断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人还是那些人,衣衫还是那样褴褛,但正是这些衣衫褴褛的人创造了人类军事发展史上的奇迹——长征。参与围追堵截红军的东北军曾有人困惑:红军那么困难,长途战斗跋涉二万里,为什么还形神不散,能够成建制地消灭打垮装备精良的自己?张学良回答说:你们谁能带兵走二百里、二千里不出逃兵,就算有本事。信仰,改变了一群人的行为,也改变了一群人的境界。
在中国的历史上,国民党也是靠信仰起家的。正是在“三民主义”的口号中,国民党才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黄埔建军时,其所倡导的“不贪财、不怕死、爱国家、爱人民”是何等的荡气回肠。但权和利的侵蚀,使国民党最终背离了自身所主张的信仰。国民党背离其信仰之日,也正是人民抛弃国民党之时。1948年1月,蒋介石在一次讲演中声色俱厉地说:“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废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对于一个政党而言,失去了信仰,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二)
人民军队因信仰而生,因铁一般信仰而强大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军之所以能够穿越万千阻碍,踏过铁马冰河,是因为我军心存高远,始终高擎着信仰的精神火炬,始终拥有一大批具有铁一般信仰的人。
近代中国之败,是国家之败、军队之败,但从根子上看是文化之败、精神之败、信仰之败。面对魂失魄落、形神俱散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要担当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就必须首先作出全新的文化价值选择,让萎靡的心重新站立起来,让怯懦的魂再次张扬起来。“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文化解放路径的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唤醒人民,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创造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从根本上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异质性超越,从而推动了“国魂”和“军魂”的重塑。
文化是塑造心灵和精神的摇篮。在崭新文化的感召下,无数优秀中华儿女奋不顾身,融入奔腾不息、浩瀚壮阔的民族独立、解放、自强洪流。一批批工农群众弃家舍业,投身人民军队南征北战;一群群青年学生离开书声琅琅的课堂,走向硝烟弥漫的战场;一个个被捕的革命战士忠贞不贰,毅然走向敌人的刑场。这些都充分展现了主义和信仰的巨大力量。方志敏在被捕时,除了一块手表和一支钢笔,只有两个铜板。敌人无法相信,这位共产党的“大官”竟然如此寒酸!他在狱中用劝降的笔写下《可爱的中国》后壮烈牺牲。曾任中共领导人的瞿秋白坚贞不屈,誓死捍卫比生命更值得珍视的信仰,他是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从容就义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28年的血雨腥风中,有名可查的英烈就达到370万之多。英烈的滴滴鲜血,最终换成了我们脚下的红色江山。
对于美国人来说,上甘岭战役是一道永远的伤痕和难以破解的“东方之谜”。朝鲜战争时曾担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的陆军上将范佛里特怎么都没搞明白,上甘岭之役,两座海拔高500多米、不足4平方公里的小山包,43天动用6万多兵力,首日即发射炮弹30万发、航弹500余枚,把上甘岭主峰足足削低2米,可为什么就是拿不下这两个由中国士兵把守的山头。几十年后,西点军校研究人员利用电脑模拟技术,也试图破解这个“东方之谜”,同样不得结果。对于“东方之谜”的谜底,我们心里最清楚。正像秦基伟所说:“上甘岭战役是一场特殊的战役。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
什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说到底,就是信仰的较量。有无坚定信仰是革命化的根本标准,革命化的根本要求是信仰坚如磐石。对手害怕的,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对于中国军队来说,铁一般信仰永远是取胜之“道”,我们信仰越坚定,对手距离失败就越近。
(三)
实现改革强军的战略目标,必须清除信仰上的尘埃
今天,人民军队登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但其所面临的挑战也世所罕见。从信仰之维看,敌对势力的“颜色革命”、网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正不断地冲击着官兵的信仰高地。
信仰被尘埃所蔽,心之所向必然迷失。信仰迷失是最危险的迷失,信仰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一段时间以来,郭伯雄、徐才厚案件以及先后曝光的“军老虎”,就像当头一棒,沉重地砸在广大官兵的身上,痛彻心扉。为什么“管灵魂的出卖灵魂,管反腐的带头腐败,管干部的带头卖官鬻爵,讲艰苦奋斗的带头贪图享乐”?这是时代之问,也是灵魂之问、信仰之问。郭伯雄、徐才厚案件从根本上讲,是信仰出现了问题。信仰危机最危险。对于军队来说,信仰瓦解,比战争失败还危险。
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世界军事改革的历史也告诉我们,改革是发展的机遇期,往往也是风险的高发期。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它不会流血牺牲,却事关生死存亡。如何积极稳妥地迎接这场大考,需要的不仅是智慧和勇气,还有定力。这种定力来自哪里?来自铁一般信仰。改革不是改向,变革不是变色。改革是要更好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更好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更好地坚持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今天的改革,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的变革,既关涉编制体制的调整,也关涉到局部利益的调整。解决利益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灵魂问题,解决灵魂问题,首先要解决信仰问题。
明白从哪里来,才能知道未来怎么走。2014年岁尾的古田,在这个确立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习主席要求,要“深刻反思徐才厚案件的惨痛教训,彻底清除徐才厚案件造成的影响”“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党性原则在全军牢固立起来”。2016年伊始的北京,习主席再次强调,要深刻吸取郭伯雄、徐才厚等人严重违纪违法的深刻教训,旗帜鲜明地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积极培育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习主席的重要论述,让我们深刻领会到解决好信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实现改革强军的战略目标,必须清除信仰上的尘埃。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必须重整行装再出发,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等案件的流毒影响,让“铁一般信仰”成为我们推进改革强军战略的重要基石。
(四)
让铁一般信仰成为我们的鲜明标志,聚起改革强军的强大力量
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在一首诗里写道:“人总要相信些什么,才不会度日时,跌入未知的黑洞里。在这个可以怀疑一切的时代,心有所信,才能行远。”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的军队,必须让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真正走进官兵的心灵世界。
毫不动摇地把对党绝对忠诚、坚决听党指挥落实到行动上。对于军人来说,忠诚是最基本的政治品质。“忠诚”俩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一个人是否忠诚于党的考验不是在平时,而是在特殊时期:一是党处于困难时期,最能考验一个人的信仰。一位老红军回忆长征中的一幕:厚厚的积雪中一位红军战士已经牺牲,但他高高擎起一只胳膊,拳头紧握。掰开拳头,里面是一张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3月入党。薄薄的党证,小小的银元,凝集着的是红军坚定的信仰,和对党的无限忠诚。二是重大政治考验关头,最能考验一个人的信仰。情况越是复杂,越是有不同声音,越要坚决听党话跟党走而不能含糊。三是个人利益受损时,也最能考验一个人的信仰。林则徐说:“观操守在利害时。”如果一个人利益在得到满足时,就对党充满忠诚,个人利益受损时,就对党心生怨恨,这样的忠诚是假忠诚。郭伯雄、徐才厚在位时,喊“对党忠诚”比谁都响,但贪腐之行比谁都甚。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在深入推进,是否真正支持改革、拥护改革,最能考验一个人对党的忠诚度。
常怀敬畏之心。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无敬畏之心,是“君子”和“小人”的重要区别。朱熹说:“君子之心,常怀敬畏。”敬畏,是信仰的法则。心有所畏,才能行有所止。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对于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来说,敬畏也有三:一是敬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的视野中,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也是政治信仰。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二是敬畏人民。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邓小平讲,领导干部一要怕党,二要怕群众。这种“怕”,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敬畏之感。三是敬畏法律。只有内心敬畏法律,才能克服权力的任性,才能为改革强军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打造强军文化。“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永远都在于她对人们思想的启迪、精神的引导和道德的提升。对一支军队来说,军事文化是提高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塑造官兵信仰的精神沃土。历史上,我军创造过这样的奇迹:同样一个人,为什么在“国军”那边畏手畏脚、贪生怕死,而一到共产党这边就如猛虎下山、毫无畏惧?没有先进军事文化的滋养,就没有灵魂的彻底洗礼,就没有力量的充分迸发。正是依托先进军事文化的涤荡滋养,才使人旧貌换新颜。面对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文化需求,我们必须以更大决心和毅力,繁荣发展先进军事文化,以文化的力量感染人,以文化的力量塑造人,让新一代革命军人在强军文化的熏陶引导下投身改革强军实践,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业绩。
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的军队,既是一个文化塑造的过程,也是一个教育引导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在一个组织的行为活动中有个“正效应递减、负效应递增”现象。所谓正效应递减,就是领导层和下属的每一层级,由于职责、视野、经验、信息量的不同,他们在执行某项任务时,活动效应会呈现层级递减现象;所谓负效应递增,就是如果领导层执行任务走样,那么每下一层,就会走样得更厉害。革命战争年代,人民之所以信任共产党、跟共产党走,既在于我们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更在于有无数真诚信仰并为之奋斗牺牲的践行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通过宣传鼓动就能在群众中引起共鸣、取得共识,一个重要前提是群众相信党员领导干部言行一致。一段时间,之所以在部分人身上出现信仰缺失、理想贬值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领导干部的行为“寒了人心”。领导干部不讲信仰,怎么给官兵讲崇高信仰?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的军队,必须强化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一级带一级,一级影响一级,勇于刀口向内,勇于自我解剖,勇于自我清洗。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历程,无论是裁兵百万的撼世之举,还是禁止军队经商的远见卓识,无不印证了一个改革的铁律——无“心”不成事。今天,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号角再次吹响,在新的征程上,只要我们具备铁一般信仰,就能心向时代、心存忠诚、心系军队、心怀责任,就一定能够按照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实现新突破和新跨越。
 
变革路上论“铁一般信念”■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文化研究中心
信念是行动的基础。高度自觉的行动,离不开“铁一般信念”。“铁一般信念”是推动历史进步、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反复强调信仰、信念问题。信仰是基础,信念是动力。“铁一般信念”,这五个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澎湃激情和伟大自觉。
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壮丽征程中,能不能做到信念如铁,集中体现着一种文化的精神品质,更深刻影响着一种文化的前途命运。回望中华民族的历史,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品格当中始终具备了一种信念如磐的精神基因,才涌现出一大批为国家民族命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民族脊梁,才铸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特别是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党我军创造了一部历经磨难和考验的奋斗史,更谱写了一部闪耀信念之光的精神诗篇。这样的历史脚步,让“铁一般信念”鲜明地标志在共产党人的称谓里,为中华民族这一宝贵精神品格不断注入了新的内涵。
“铁一般信念”须在苦难中浇铸、在烈火中锤炼。当前,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尤其需要更加强调“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把“铁一般信念”化作攻坚克难的坚韧不拔、开拓创新的胆识魄力、追求打赢制胜的热切渴望,为推进改革强军战略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精神支撑。
信念如铁,方可忠贞不渝、百折不挠;信念如铁,方可排除万难、走向胜利。
——编者 
信念如磐,意志如钢,是一支强大军队存立于世的血性基因和文化符号,是在风云际会、风雷激荡中挺立的不屈脊梁,是在追求胜利、保卫和平中汇聚的强大能量。亘古以来,莫不如此。
信念的力量来源于文化的涵养和培育,存续于对文化传统的深刻汲取,积蓄于对文化力量的不懈追求,和对文化精神最彻底、最自觉、最坚定的弘扬。打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场攻坚战,离不开坚实自信的信念支撑和深厚自觉的文化引领。
(一)
铁一般信念,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
有位哲人说,历史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思想就永恒;传承下来了,发展就永恒。
习主席指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我们的民族魂,活跃着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基因。”“我们要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教化人、培育人的作用,塑造中国心、民族魂,助推中国梦、强军梦的实现。”
人民军队自创立的那一天起,就以铁一般的信念、钢一般的意志闻名于世,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众多奇迹,书写了改革发展的华美篇章,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这种铁一般的信念,深深扎根于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之中,底蕴深厚而极具风骨,长期积淀而砥砺成钢,赓续传承且不断光大。
中华民族屡受挫折、历经磨难,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文明不曾中断的伟大民族,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有着坚忍不拔、愈挫弥坚的文化传统,并由此凝结而成铁一般的民族信念。这种信念强固着民族脊梁,铸就着国家筋骨,延续着薪火相承的文化血脉,成为中华文化特有的秉性和鲜明的性格。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有大量篇章对于铸就铁一般信念作出了精彩的诠释;在饱经沧桑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无数仁人志士用实际行动对铁一般信念作出了最好的注解,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激励感召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军人。
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神话与传说,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与自然作斗争时,所表现出来的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强大信念,并由此成为中华文明千百年来不断发展进步的共同精神谱系及信念坐标。
司马迁曾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就是说要通过最大的努力达到自己的主张、理想。他自己遭受宫刑后忍辱负重,坚持完成编撰《史记》,正表现出了中华儿女在与困厄苦痛作斗争时,“不顾其身”、不坠青云之志的坚贞信念。
战争年代里,面对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面对虎狼强敌、艰难凶险,面对民族危亡、国将不国,无数巾帼须眉,面对旗帜,举着拳头,抱着金瓯为补、破釜沉舟、舍身成仁的坚定信念,使自己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昂然投入到残酷的斗争中,坦然面对流血与死亡。屈原热情讴歌“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死难将士,英勇不屈的坚定信念和血战到底的战斗意志跃然纸上、传唱千年,至今读来仍令人血脉贲张、心灵震撼。此外,从“何日请缨提锐族,一鞭直渡清河洛”的激情豪迈,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的深切期许,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铮铮誓言,到“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热血壮志,无不彰显着中华优秀儿女与强敌作斗争时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舍生取义的抵抗精神和战斗意志。
商鞅不顾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严格法治制裁两位太子傅,甘冒风险、克服重重阻力实现变法图强,奠定了大秦帝国的基业。戊戌义士谭嗣同在给其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写道:“平时互助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谭嗣同最后不避死难,引颈就戮,愿为变法做流血第一人,是为信念而死,为精神而死。纵观历史,在谋求变革图强的过程中,中华儿女同样表现出敢涉险滩、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和必胜信念。
信念的伟大在于,不管遭受再多磨难,也能傲然屹立于群山之巅;信念的力量在于,不管面对何种强敌,也能决然胜利于逆境险境;信念的魅力在于,不管面临再多挑战,也能慨然实现变革图强。信念是一种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甚至可以发挥出超物质的力量,如川泄洪,势不可挡。信念也是一种文化,涵养着人心和事业,如山在野,高山仰止。信念既成,就不是一个人的事,甚至不是一代人的事,会形成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乃至全社会秉持和传承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最终汇聚为磅礴力量。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历经血火硝烟、艰难困苦的洗礼,逐步积淀成为一种信念因子,熔铸成为一种文化底色。为了民族的延续发展,为了国家的兴盛强大,无数英雄儿女用生命铸就的信念之花,带着血色的光芒,盛开为一丛丛亮丽的风景,震古烁今,代代传承。
(二)
我党我军在艰苦奋斗历程中所激发出的坚定信念,已经成为一种感奋后人的精神范本,化为一种坚实无比的文化力量
信念这面铜镜总是靠岁月的擦磨来现其光亮,最后慢慢地积淀为一种文化,为世人所景仰和追随。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人不止一次提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使一个成立时仅有50多个人的政党,在28年以后竟然能夺取全国政权;一支南昌起义失利后仅剩800人的军队,22年之后竟能百万雄师过大江,建立新中国。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
正是靠着铁一般信念,人民军队在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面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还在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的时候,毛泽东就针对部队情绪比较低落的情况,引用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话来鼓舞士气。他向战士们解释说,别看我们现在的队伍人数还很少,力量还很小,但“小”并不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现在就像一块“小石头”,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信念,努力奋斗,壮大我们的队伍,我们就一定能够砸破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大水缸”。他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以无比豪迈的气概,充满信心地预言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播红色文化和革命信念的远征。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历时368天,日均行军37公里,共翻越18条山脉,其中5条山脉终年积雪;渡过24条河流;穿越了11个省;突破了10省地方军阀的封锁包围;从瑞金出发时8.6万人,到达陕北时仅剩6500人,平均每行进1公里就有3至4位战士壮烈牺牲。在长征路上最困难的时候,红军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这就是长征胜利的密码,这就是信念焕发出的坚韧、顽强和决绝。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把长征视为“人类信念的丰碑”,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道:“这种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中国革命赖以成功的基础,中国将从这些奋斗牺牲的传奇故事中汲取无尽的力量”。
信念在艰难困苦中形成,又成为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动力。在信念的鼓舞下,人们的意志是坚强的,行为是坚决的,而且是始终不渝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中,党领导中国人民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靠的不是小米加步枪的军事实力,靠的是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艰苦、不怕坐牢,慷慨赴难、从容就义的坚定信念。因为他们坚信自己背负着民族希望,背负着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神圣使命,胜利一定属于他们。有了这样的信念,他们就是一群超越生死、超然物外的人,就是一群充满力量、充满信心的人。一位诗人这样描述:“让我们用火来解释他们,他们的血比地火更炽烈;让我们用山峰来解释他们,他们的脊梁比山峰更巍峨;让我们用钢铁来解释他们,他们的意志比钢铁还坚强……”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枪林弹雨中无畏于强敌,抢关夺隘中无畏于艰险;顺流逆流不惧凶险,绝境险境不惜生命;笑傲峰峦沟壑雪山草地还有千万追兵,频频超越人生极限,赢得万户苍生拥军支前直至革命胜利,我党我军在艰苦奋斗历程中,所激发出的坚定信念、坚强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感奋后人的精神范本,化为一种坚实无比的文化力量,是我们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不竭动力和精神支撑。
(三)
肩上责任越重,信念越是巍峨。用铁一般信念,积极拥护、支持、参与改革,在强军征程上披荆斩棘、阔步前行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也是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全军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坚决打赢改革这场攻坚战,努力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充分宣示了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务期必成的铁一般信念。
改革强军是先进军事文化力量的实现和确证,也是集体信念的彰显和体现。这种信念,肇端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历史文化传统,激荡于建军80多年来的苦难辉煌,凝聚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伸张于一代代官兵的无私奉献中;这种信念,表现为一种文化精神,凝聚为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极大的精神张力,渗透到改革强军的各个领域、各个机构、各个战位,不断激发改革能量,最终形成制胜力量。
当前,在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的征程中,如何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强固铁一般信念,强化官兵的文化认同和行动自觉;如何用铁一般信念强化高度的文化自信,全面推动改革各项举措落地,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历史地看,人民军队之所以有一种敢战敢胜的英雄气概,之所以有一种改革创新的精神气质,之所以有一种毅然决然的意志品格,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坚持科学理论武装。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先进的革命理论为武装,使我们这支军队信仰崇高,信念坚定,懂得为谁扛枪打仗,具有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军队相比所完全不同的性质宗旨、精神气概和崭新形象。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凝聚了广大官兵的信念信心和革命意志,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时俱进地不断推进我军改革创新,始终保持了一种锐意进取、意气风发的蓬勃朝气和盎然生机。
改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色。推进改革强军,必须坚持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引,用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强化官兵的政治信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坚定信念,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这既是政治要求,也是行动遵循,更是一种文化自觉。广大官兵要自觉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思考认识问题,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改革决策部署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用铁一般信念积极拥护、支持、参与改革。
“肩上责任越重,信念越是巍峨。”当前,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已经全面铺开,深刻性、复杂性前所未有。所面临的困难更能激发我们奋勇前行的斗志,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磨刀石。毛泽东曾说:“困难不是靠身子来躲的,而是要靠勇气来压的,只有你把它打倒了,它才能让你站起来。”信念只有在积极行动之中才能够生存和发展,才能够得到加强和锻炼。我军历来有敢打善打硬仗的传统,今天深化改革,有困难、有风险、有曲折,都不可怕,关键要勇于面对。越是难度大,越要坚定信念、勇往直前,决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要拿出那么一股劲儿、那么一种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在攻坚克难中进一步强化信念、增强信心。
信念不仅决定着事业的高度,也决定着品格的高度,是文化之于人最为核心的本质反映。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在面对机构等级变化、职能部门调整、个人进退去留,在涉及利益调整的问题上,考验和衡量着每名官兵的党性观念和胸怀境界。改革必然有人作出牺牲,为了强军兴军,我们同样要信念如磐、义无反顾。
信念的坚定需要在文化的培育中立根固本,信念的坚守需要在文化的导引下不断参与实践而得到加强。改革绝非一时之事,强军绝非一日之功。当前,要为改革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舆论导向和风气导向,把工作往官兵心坎里做,努力把强军兴军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凝练文化、萃取信念、推进工作,为强军文化注入最生动的素材、最活跃的元素和最丰富的实践。
信笃则不惧行之不力,志坚则不畏事之不成。只要我们胸怀铁一般信念,就能披荆斩棘、阔步前行;只要我们能够躬信笃行、勤于践行,就能在深化改革中不断熔铸铁一般信念,激发强军精神,汇聚强军力量,助推强军实践。信念所在,事业有成;信念所达,强军必成!
(执笔人:余远来、孟 财)
变革路上论“铁一般纪律”■高 嵩
“铁一般纪律”,生动反映着习主席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略,是顺利推进改革强军战略的重要保证。
刑起于兵,师出以律。回顾我军历史,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五统四性”;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到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确立为强军之基,人民军队始终以铁一般纪律著称于世。“铁一般纪律”是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也是人民军队鲜明的文化品格。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着眼于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当前,新的军委纪委、军委政法委等部门已经建立,一系列相关的制度机制已经形成,为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建设具有铁一般纪律的过硬部队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纪律的权威源自官兵的内心拥护和坚定执行。只有让“铁一般纪律”深深印刻在每一名官兵心中,让敬畏法纪、遵纪守法成为官兵一种思维和行为自觉,才能真正让铁规生威、铁纪发力。在改革强军路上,我们应该继承发扬纪律严明、执纪如铁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强军文化培养人塑造人的特殊功能,引导官兵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铸牢法治信仰,切实让“铁一般纪律”成为我们铁的准则、铁的坚守。
——编者 
纪律严明、执纪如铁,是我军历经千锤百炼后积淀而成的红色传统和文化基因。建军80多年来,我军一代又一代官兵自觉地把纪律视为自己的生命,塑造了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鲜明形象,是我军不断创造奇迹和辉煌的重要原因。
铁一般纪律既是一种治军要求,也是一种文化精神和内在力量。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不仅要靠高度的政治觉悟来启迪自觉、凝聚共识,还要靠纪律的刚性约束来强劲推进。
(一)
千百年来,多少军队因为纪律严明而兴、因纪律涣散而亡
军队的纪律是结晶于战火洗礼的文化形态,深刻影响着一支军队的命运。
纪律是中国传统兵学中强调最多、要求最严的一个部分。《孙子兵法》把“严”作为将帅的一种品德,强调要能使三军令行禁止,闻金鼓之声,望旌旗之示,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齐勇若一”“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要敢于和善于严格管理,要防止和克服“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孙子兵法对于纪律的严明要求影响深远,至今仍被世界上许多军队奉为纪律建设的文化鼻祖。
军队纪律文化的核心是法治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纪律的基本要求是“师出以律”“公正严明”,强调治军必先申军律、明法令、整纲纪,做到制必先定、将无还令、令不虚行、令行禁止、顺命为上,强调军纪面前人人平等,做到刑无等级,赏罚必公、必信、必当、必明,罚不避亲贵,赏不遗远小。这些文化传统对于中国军队的影响极其深远。从魏绛戮仆、穰苴斩庄贾、孙武致法于美人,到曹操割发代首、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到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再到曾国藩的“显以示之纪律,隐以激其忠良”,都体现了严明法纪的军事文化取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严明的纪律不仅被认为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还被认为是事关民心向背的重大问题。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西入咸阳,看到富丽堂皇的宫室而“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急忙进谏,希望刘邦不要流连温柔富贵,赶紧还军霸上。刘邦听其言,召集关中父老豪杰,宣布废除秦的严刑苛法,并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于是,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希望刘邦得天下。与此相反。李自成、洪秀全等进京后,因为军队没有了严格的纪律约束,导致部队不思进取、人心涣散,最终成了短命王朝。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强大军队,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因纪律严明而兴,又因纪律涣散而亡。
(二)
纪律严明、执纪如铁是我军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塑造了我军鲜明的文化性格
我军的纪律文化继承了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精髓,与此同时我军的纪律文化彰显的是建立在实现伟大理想、维护人民利益基础之上的高度自觉的纪律。这样的纪律凝结着政治为魂、以人为本、以严为纲的先进理念,体现了标本兼治、统筹兼顾、形神兼备的科学原则,彰显了自觉基础上的严格、严格规范下的自觉的文化精神。
我军从建军的第一天起就将纪律文化熔铸于血脉之中,并在不断传承中赋予其新的内涵,在确保我军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很多人可能不曾想到,我们军队的最早的群众纪律竟是不准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三湾改编”后,工农革命军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有人挖老百姓的红薯充饥。毛泽东当即给部队规定,不准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看似简单的一条规定,却成为了人民军队执行铁一般纪律的底蕴。
在红军时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军不断将纪律赋予新的内涵。从最初的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再到“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直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优秀的纪律文化使我军有效克服了旧军队遗留下来的军阀作风,极大地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使红军队伍不断壮大,战斗力不断增强。
朱德总司令曾经回忆说:“在井冈山的时候,被敌人一直追了一二千里路,敌人一个也未消灭我们,反被我们消灭了许多,原因就是纪律好。过年时老百姓都跑了,部队几天没吃饭,吃了老百姓的东西,第二次回来,都算了账,还了钱。老百姓说‘这个队伍真了不得!’红军的招牌一下就响了。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们党多次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和俘虏政策。新四军在攻打苏北运河西岸洋河镇时,为了尽快消灭敌人,曾对敌施行火攻,使敌寇无一脱身。作战部队不仅在战斗前后做到纪律严明,对老百姓做到秋毫不犯,就连部队向群众征集的火攻器材也都照价给钱,人民群众深受感动。被俘虏的伪军看到这一情景也受到了教育,当即有人给罗圩伪军写信说:“洋河一战,人心大变。”“新四军不仅以力服人,且能于作战混乱之际,表现其严明之纪律,如此服人以德,谁不钦佩。”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大”总结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
1948年秋,东北野战军解放锦州的部队驻扎在苹果园里,但战士们一个苹果也没有吃。毛泽东曾感慨地说,“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无独有偶,在渡江战役之前,第三野战军制定颁发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由于对各项纪律规定的细致入微,党中央收到陈毅关于“入城守则”的草案后,毛泽东连声称赞——“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经过革命战争的硝烟和和平环境的考验,如今,我军的纪律已不是最初不拿群众一个红薯那般朴素简单,已然在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成为了汇聚力量、凝聚思想、规范行为的先进军事文化形态。每一名当代革命军人都不会忘记参军入伍《军人誓词》中“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的铮铮誓言,还有那官兵耳熟能详的《严守纪律歌》“军号嘹亮步伐整齐,人民军队有铁的纪律”等,铁一般的纪律,就这样潜移默化地融入于我军的军事文化之中,并成为我军一个鲜明的文化性格。
(三)
中外军事变革的经验表明,严明的纪律是军事变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纪律深深植根于军事文化之中,所承载的是一支军队的信念意志和法治精神。中外军事变革的经验表明,严明的纪律是军事变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为了富国强兵,他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可是“胡服骑射”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就遭到许多皇亲国戚的反对。公子成等人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拒绝接受变法。赵武灵王认识到,思想文化上的僵化必须要靠严肃纪律来犁铧。他召集满朝文武大臣,当着他们的面用箭将门楼上的枕木射穿,并严厉地说:“有谁胆敢再说阻挠变法的话,我的箭就穿过他的胸膛!”正是靠着严肃的军纪,赵武灵王才得以顺利实施他的变革主张,使赵国的军事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曾经在二战中取得辉煌战果的美军,在带着“胜利病”投入越南战场时,由于作战地域的复杂、军心士气的低落、纪律作风的涣散,而深深陷入了泥潭不能自拔。据统计,美国陆军仅在1971年就有17.7%的士兵没有得到任何许可就擅自离开部队、有26%的老兵流失,且这一数据在越战后期剧增至近40%。美国学者詹姆斯·邓尼根、雷蒙德·马赛多尼亚在对越南战争进行反思的《美军大改革》一书中说,“纪律涣散、士气消沉和战斗力下降是越南战争给美国陆军留下的主要遗产。由于在越南的遭遇,美陆军在70年代已变成一只战斗力极弱的部队。”在随后几轮的军事变革中,美军都十分强调整肃军纪,加强军事文化建设,确保凝聚改革共识、打破军种壁垒、强势推进改革举措,切实形成联合作战能力。
从文化的视角看,纪律不仅仅是一种制度、秩序和治军方式,更是一种价值的选择、思想的尊崇、信念的坚守和精神的力量。如同在战争中纪律严明是军队打赢制胜的重要支撑,军事变革的成功推进同样需要以其作为重要保证。
(四)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改的不仅是体制和机制,不仅是员额和编成,更需要改作风、严纪律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着眼强军目标展开的“铁腕事业”。裁减30万员额,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组建陆军、战略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重新划分战区设置,必然会涉及到错综复杂的矛盾、现实利益的冲击和官兵思想的震荡。改革对利益的触动,不逊于流血的战斗,但是只要有了铁一般的纪律作保证,很多艰难险阻都可以迎刃而解。
1973年底,在毛泽东的建议和主持下,我军进行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政治局委员们一致同意这一提议后,毛泽东亲自招呼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共同合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布完对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没有一个人耽搁,10天之内全部到达了新的工作岗位。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百万大裁军。谈到裁谁留谁的问题时,邓小平意味深长地只说了一句话,“我只讲三总部带头。”结果,三总部雷厉风行,人员精简了一半。
在新一轮改革强军的开篇之际,习主席要求全军“增强组织意识、号令意识、纪律意识”,锻造“四铁”军委机关、“四铁”过硬部队,其宏伟的治军方略、深切的现实考量,为推进改革强军战略打下坚实基础。
文化是“无形的心”,纪律是有形的纲。我们既要靠严明的纪律文化来推进改革强军进程,又要在改革强军进程中发展和提升纪律文化。
在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改革决策部署中强化大局意识。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后,四总部和各大单位一致表示,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改革强军决策指示,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打赢改革攻坚战。正确对待改革中的利益关系调整,坚持各项工作都围绕改革来谋划、部署、推进,凝神静气抓好当前工作任务落实,在改革大考中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合格答卷。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我军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
在正确对待进退走留、改转并行中彰显纪律自觉。改革不可避免地要触动部分人的利益,裁减30万员额不可避免地要有人离开部队。取与舍、走与留,不是凭个人的愿望,而是靠组织的挑选。听从组织安排,接受组织挑选,是每一名革命军人应有的担当和自觉。
“令严方可肃兵威,命重始于整纲纪。”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改的不仅是体制和机制,不仅是员额和编成,更需要改作风、严纪律。
(五)
让铁一般纪律成为我们的精神底蕴,在改革强军路上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必然军令如山、军法如刀。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着眼于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区分和配置权力,以编密扎紧制度的笼子。组建新的军委纪委、政法委,向军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分别派驻纪检组,按区域设置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调整组建军委审计署,全部实行派驻审计。习主席的宏伟韬略和英明决策,深刻反映了军队建设的内在规律,科学架构了法规制度监督执行体系,坚决维护了法规制度的权威和尊严,充分彰显了强化“铁一般纪律”的鲜明导向。
只有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法治,才是牢不可破的法治。在落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战略的过程中,强军文化的力量必不可少。内含于强军文化中的军事法治文化,是推动各项法规制度和监督执行体系等各项刚性要素聚力发挥效能的坚强保证。
在改革强军这一伟大征程中,我们要时刻以铁一般纪律为精神底蕴和思想准绳,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军、从严治官、从严治权,切实把铁的纪律转化为文化自觉,把法制观念转化为行为准则、精神面貌;着眼改革强军要求,继承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优良传统,用法治精神培塑优良作风,用法治信仰凝聚改革力量,真正把与改革强军相适应的法治精神、法制意识、法制观念熔铸到头脑之中;进一步加强令行禁止的自觉意识,坚决做到军令如山、军纪如铁,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切实保证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和任务的完成,确保各项改革强军方略的坚决贯彻落实。
铁一般的纪律,是经过了历史上无数战争洗礼的强军铁律,塑造了无数的英雄劲旅,沉淀了不朽的文化基因。在当前的改革大潮中,我们应该用铁一般的纪律凝聚铁一般的力量,用铁一般的纪律打造铁一般的部队,用铁一般的纪律推进改革强军。
变革路上论“铁一般担当”■郭凤海
担当如铁见英雄。只有铁一般的脊梁,才能扛起“铁一般担当”。
每当想起“担当”二字,人们脑海里总能浮现一大批在历史转折关头,铁肩担起时代重任的名字。他们是时代的骄子,他们是民族的骄傲,他们的生命连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们开创的事业是历史的丰碑,他们展示的品格是中华民族最可贵的文化精神。
今天刊发的《变革路上论“铁一般担当”》是本栏目推出“变革路上论‘四铁’”系列文章中的最后一篇。应该看到,实现强军目标、推进改革强军战略,“四铁”当中的每一“铁”都不能少。
信仰如铁,才不会迷失方向,才能心向时代、心存忠诚、心系军队、心怀责任。信念如铁,才能坚韧不拔、义无反顾、披荆斩棘、锐意进取,在困难和考验面前岿然屹立。纪律如铁,才能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让铁纪威力真正转化为部队战斗力。担当如铁,才能不辱使命、不负重托,把个人梦融入强军梦,在改革强军路上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合格答卷。
“四铁”重要目标,字字千钧,直指人心。扎实践行“四铁”重要目标,需要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四铁”的重大历史与时代意义,真正把“四铁”目标融入精神世界、落实到具体行动、展现在改革强军的各个环节。
征程如铁,使命如山。
——编 者
 
1916年9月的一天,李大钊一位友人请他题写一副对联。他想起明代杨继盛的一副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于是奋笔疾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不仅抒发了他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个人志向和追求,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大义担干系、负责任的坚定理想信念。
时代在变,大义长存。历史发展到今天,习主席多次强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勇于担当、敢于负责,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建设“四铁”干部队伍、建设“四铁”军委机关,以“铁一般担当”干事创业,为共产党人的担当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大变革面临大挑战,大挑战需要大担当,大担当才能干大事业。作为中华文化千百年内蕴积淀的优良传统,担责如山,担当如铁,既是无数中华儿女在历次时代大变动中彰显出的英雄本色,更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历史进程中,以使命崇高、舍我其谁的勇气胆识披荆斩棘、开辟新路的伟大时代精神品格。
(一)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汇成了英魂长在、担当精神永放光芒的历史诗篇
担当,就是“接受并负起责任”,是勇于担负起社会和时代赋予的责任,全力履行职责义务,是一种迎着风险上、克服困难走、不为绝境惧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不只是一种个人品质,而且有极其浓厚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精神作支撑。
任何伟大的事业担当,都融汇了时代文化的精华,有支撑并维系其方向的文化精神。春秋战国,时代剧变,诸侯争霸,“道术为天下裂”,地域文化并峙,学下民间,百家争鸣,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文化大繁荣引领社会大变革。天下志士辈出,纷纷起而立言,积极入世,提出救治社会、解决时代课题的真知灼见。李悝在魏、吴起在楚、商鞅在秦、申不害在韩……掀起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法维新改革,显示了扬弃旧制度、创建新秩序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
历史上,一时一事担当常有,而铁一般彻底的担当不常有。什么是“铁一般担当”?这样的担当不只是“在其位、谋其政”,更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呼之而起,挥之消去,而是那种以铁的意志和恒心,“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言必信,行必果”的担当;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无畏直前,战胜任何艰难困苦的担当;那种时刻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关头挺身而出、义无反顾践行“匹夫之责”的报国使命;那种作为个人一生一世、作为政党代代接续“以生载义”“行义安命”,永远不离根本宗旨──崇高出发点和归宿的理想追求。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正是中华民族血脉中深厚稳固、代代传承的文化基因,与仁人志士担当精神的互动交融,蕴含、积累、汇聚而成我们民族英魂长在、担当精神永放光芒的历史诗篇。
(二)
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优良品格,是新形势下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
对于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来说,如铁的担当,映衬的是使命责任重于泰山,责任担当必然崇高而庄严。当我们站在党旗、军旗前立下铮铮誓言时,已经意味着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意味着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从而,使公平正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永远得到伸张。
这一切,从思想文化根源看,无不植根于我们党立足于实践的文化创造,植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熏陶,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人生价值观的引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政治取向,代表了人民心声;党的政治实践、党员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带头行为,充分印证了党所说的一切。对这种文化的自觉,本身就是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使命责任担当的自觉,就要永远做公平正义和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担当者”。
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各种政治和文化主导权、话语权竞争,都是不同价值观在理论上、实践上、人心上的竞争,归根到底是“道义角色”担当上的竞争。人们常说,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历史,是一部“钢少气多”的历史,“气”就是那种英雄气,就是那种为正义撑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铁一般担当”精神。它生动具体地体现在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中。在这样的队伍里,公平正义总能得到伸张,群众有苦难不愁没处诉,只要有能力、有才干、肯奋斗,就会各得其所,人们活得踏实,有希望、有奔头。在这样的队伍里,对于士兵,干部就是形象和方向;对于新兵,老兵就是形象和方向,干部与群众、军官与士兵,形成了为崇高目标而奋斗的坚强集体。由此,人们就从根本上确立起对我党我军实实在在的归属感、认同感。归属感、认同感是一切责任感、集体荣誉感的源泉。有了这种归属感,广大干部群众、部队官兵才最终确立起对党的事业、强国强军牢不可破的宗旨、责任和义务,确立起与党和人民军队共进退的责任担当。这是我军具有强大战斗精神的源泉,成为我军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
历史表明,军队的战斗精神、军队的战斗力,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的密切程度是成正比的,与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成正比。
当年前苏联共产党垮台、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都是与当政者道义角色变形、担当精神丧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必须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清醒地认识到道义角色可能变色、担当精神可能丧失这个危险的存在,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守住、担当起我党我军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的为正义撑腰、为人民权利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义角色,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
(三)
千古风流大担当。改革强军强烈呼唤无私无畏、披荆斩棘开辟新路的伟大担当精神
今天,我军又进入了一个广泛深刻的思想转型、体制转型、结构转型、人员转型的改革攻坚期,各项变革政策措施、各种利益归属关系变动汇聚交锋,跨越难度之大、挑战和考验之大,很多方面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这个历史大跨越中,如何蓄积奋发向上、锐意进取的强大力量?还是要强化、积累和凝聚全军官兵乃至全国人民对于改革强军的文化认同!改革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需要广大官兵特别是领导干部进一步增强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文化自觉与认同,由此以新一代革命军人如铁的责任担当解放思想、支持改革、践行改革、推进改革。
千古风流大担当。在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军队改革常常展现为一种破除军队改革壁障的铁腕事业。春秋战国时代,变革巨流汹涌,不维新就是死路一条。在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变革历史景观中,商鞅脱颖而出,基于法家富国强兵的文化主张,毫不畏惧拼上头颅颈血,以铁的意志和胆略,冒险犯难强力改革,成为那个时代强国、创霸、帝天下改革担当者的卓越代表,也从历史的青春期继承、弘扬并进一步塑造了中国千古不衰的改革创新精神。
对比之下,秦以后中国历次变革,之所以大都成了半途而废的“半吊子工程”,很大程度就在于以儒学为主脉的传统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中,越到封建社会后期就越显露出保守僵化的负面,形成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化“消极适应”逻辑,包括压抑个性创造、“枪打出头鸟”的“合群从众”潜规则,敌视异想天开、压抑进取创新的“敬天法祖”僵化教条,以及“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有道时代“学而优则仕”,在“道不行”时则“乘桴浮于海”的儒家“入仕—隐世”等处世哲学。对于这种怯于担当的不作为现象,屈原早年就曾长叹:“或偷合而苟进兮,或隐居而深藏。”及至近代,面对列强的残酷压榨与欺凌,鲁迅先生也大声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这是对导致传统中国后期国民精神衰败和国家衰落文化原因的痛切反思。
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使中华民族精神为之一新,中国社会的面貌为之一新。
现实生活中,仍不乏存在着怕事、避事、不思干事的现象。有的不积极干事,找理由、摆困难,拖延误事;有的对群众合理诉求,相互推诿搪塞;有的以文件落实文件,搞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长此以往,势必严重败坏党员干部形象和影响党的公信度。因此,改革,不能用“改良的办法”,而必须用“革命性的办法”,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
历史告诉我们,人民军队的文化始终是展示生机和希望,彰显军民自信与担当的精神灯塔,是凝聚力量、意志,创造民族救亡自强和军事奇迹的旗帜。祖国、人民是母亲,军队、军人是赤子。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方兴未艾的世界新军事变革浪潮,面对我国社会思想文化价值的深刻变化,人民军队必须以更大决心、毅力和科学举措,繁荣发展先进军事文化,锻造一大批有担当、有胆识、心向时代、心系人民、心怀大勇的革命军人,以无畏的大担当,更好发扬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担当精神,带领广大群众杀出一条血路、闯出一条新路。
(四)
在改革大考中培塑“舍我其谁”的勇敢担当精神,做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人”,干事创业中“模范带头的人”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担当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历练、逐步提高的过程。必须在敢于担当中历练提高,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要实现这一切目标,从思想文化建设、军事文化熏陶上说,就要塑造钢铁意志、坚强理念、不懈追求、无私奉献与无畏牺牲之“铁的精神”,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打造一支无往而不胜的“钢铁之师”。
担当是一种以正义、公正、自尊为基础的积极进取的文化精神。培塑勇敢担当精神,必须发挥先进文化的熏陶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特别是军事文化,是滋养担当精神的土壤。我们应该坚持把打造“战斗—担当”的文化精神作为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作为战斗精神培育的重要途径,积极创作富有战斗格调的文化产品,开展洋溢战斗激情的文化活动,建设充满战斗气息的文化环境,更好地感染熏陶官兵、振奋军心士气。
要重视挖掘和运用中国优秀传统军事文化,从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使命和责任担当植根于优良传统,也在传承优良传统中得以弘扬和延续。要通过深入发掘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传统优秀武德文化扎根官兵心底、融入灵魂血脉,引导官兵认清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优秀武德文化紧密相连,帮助官兵坚定理想信念、聚焦能打仗打胜仗、纯洁思想道德、明辨是非荣辱,在汲取传统文化精髓中锻造担当精神。
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广大官兵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自觉树立“铁一般”的担当意识,进一步弄清“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问题,将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要有“舍我其谁”的勇敢担当精神,努力提升破解难题、开拓创新的本领,坚持做到在破解改革难题中敢闯敢试,敢作敢为,绝不推诿,绝不退缩;直面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困难和挑战,在矛盾问题面前敢抓敢管绝不回避,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原则,旗帜鲜明抵制各种不良风气,做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人”;争做担当事业发展、担当历史使命的先行者,克难攻坚,积极作为,团结带领广大官兵干事创业,以革命军人的忠诚、担当、勇气,做到讲政治、谋打赢、搞服务、作表率,做名符其实的“模范带头的人”;笃定信仰,坚定理想信念,不为各种不良诱惑和干扰所动,脚踏实地干事,光明磊落做人,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投身改革强军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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