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泉春

     我六岁那年，父母因为家里孩子多，实在带不过来，无奈之下就把我提前送到了小学，成了一名年龄最小的一年级学生。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大队的小学没有教室，借用了一户社员的堂屋当教室，学生自带课桌和板凳。因为家里穷，看到别人有书包而我没有，就跟父亲闹，结果挨了一顿揍，第二天不得不提着一个塑料袋当书包，耷拉着脑袋哭哭啼啼去了学校。学期结束时，看到别人评上“三好生”，而我没有，又哭了一次。一直到现在，我都非常感谢我小学的老师们，他们当时常常给我们灌输要好好学习长大才有出息的思想，换成今天的话，就是要树立“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从此之后，我几乎是有意识地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几乎每学期都是“三好生”。直到读四年级，我们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校，坐在宽敞的教室里上课。小学毕业时，因为家里还欠着债，没有钱照登记像，所以我的小学毕业证是没有贴照片的。直到我十四岁初中毕业时，才到县城拍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

    参军后，我曾四次入军校学习，并多次参加函授和自学考试，因此现在我拥有一摞不同颜色、不同大小的毕业证。如今我年过不惑，也早已走上团级领导岗位，但闲暇时常常会想起那难忘的少年时代，想起那一张没有贴照片的毕业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