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之所以成为我国历史上经济繁荣的朝代之一，重视行政官员办事效率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唐初对此并不重视，贞观十年，侍御史刘洎上疏，指责尚书省行政官员办事拖沓，公文往返，“去无程艰，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此后，太宗才开始重视此事，制定律令，明确规定中央下达的公文，一般按页数的多少给予期限，最多不超过五日；敕书不管多少页，不得超过三日；紧急军事公文，当日即须了结。延期一日笞五十，超一日加一等，十日判徒刑一年。官府往返的公文，按事之大小和经手人之多寡给予期限。延期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最重的处罚为杖八十。传送公文的驿使，根据事情的缓急加行程的远近给予期限，延期一日杖八十，超一日加一等，最重的处罚为徒二年。紧急军事公文传送延期，罪加三等，由于延期导致城池沦陷，人口丧亡，当事者处以绞刑。此后，办事效率大为提高。如开元十年九月十一日夜，权楚壁在长安发动叛乱。当时玄宗在洛阳，得知消息后，派河南尹王怡去长安按问宣慰。王怡于十四日到达长安，叛乱平息。长安距洛阳八百余里，前后只用了三天，其效率是相当高的（《唐律疏议·职制律》）。

　　行政官员的办事效率高低不但影响政府的形象，而且关系到政权的兴衰。行政官员办事拖沓者受罚（除体罚外）这条历史经验，今天看来仍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