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汉璐

　　明代政治家张居正，在他当政之初，官吏的贪风十分严重，在严嵩当首辅时达到了高峰。张居正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还在翰林院时就曾对友人说过，政治上的大毛病是“贪风不止”，“政以贿成”。他在１６年的大学士任内，痛下决心整顿吏治。一方面是用“考成法”督导各级官吏提高办事效率，另一方面就是“痛惩贪墨”，打击贪污，大力提倡名节。他说，“士大夫今乃克上剥下以厚自奉，可胜叹乎！顾积习沉病已久，非痛惩之不能挽也”。由于他赏罚分明，整治确实有效果，“人心稍觉归正，士大夫始知有名节行检之可贵。自兹以往，日慎一日，庶几升平可致，”万历初年明朝的政治比较清明，是和张居正打击贪污、整顿吏治分不开的。

　　张居正深知“己不正焉能正人”的道理，因此，他主观上也是想严格要求自己和约束家人的。他说“自仆受事以来，内外隔绝，幸门尽瑾，朝房接受公谒，门巷间可罗雀。”但是张居正并没有完全实行自己制订的政策，在涉及个人利益的一些问题上，未能严格约束自己和家人，终于也陷入了贪污受贿的泥潭。他在老家江陵说是修一个书屋，派锦衣卫官员监工，结果大兴土木，修得和北京的宰相官邸一样，花费十万银子。抗倭名将刘显，曾因贪污不受重用。后来为了感激张居正对他的重用，便向张的老父亲送了大批银子。所以万历四年御史刘台攻击张居正接受武将的贿赂，因而富甲三楚时，他也只好承认“无所诬蔑”。

　　清除腐化现象，做到为政清廉，一方面要从制度上加强控制，惩恶扬善；另一方面要大力提倡人们的道德修养，建立起道德的自我约束机制，二者缺一不可。有制度但执行制度的人品行不端，在实践中必然走样；仅强调个人道德修养而漠视制度的作用，制度就会变成一纸空文而失去约束力。张居正的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