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夕，一位老兵的来信将我们拉回那段血与火的岁月。揭开尘封历史，我们看到了那些曾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尊严而战的普通军人。虽然他们未被铭刻在纪念碑上，但那些名字在历史深处熠熠发光。我们的记者走进总参谋部北京塔院干休所及总参谋部北京第二干休所，寻访遗落在记忆深处的英魂……

    永恒的“木碑”

    “这次又是你带突击队吗？”

    “是啊，你有烟没有？抽了这支，下次就不一定抽了。”

    上战场前，战友苏金龙问刘作民要了一支烟，这一去，21岁的苏金龙就没有再回来。

    刘作民依稀记得这位河南老乡，身材魁梧、胖胖的，还没结婚，整天乐呵呵。苏金龙平日作战非常勇敢，每次突击必定冲在前。攻打双沟集时他又奉命带领突击队。67年后，刘作民述说起这段往事依然带着历史的体温。

    双沟集镇驻守着日伪军残部一个团，防御工事异常坚固，城墙四周修筑了多个圩子和密集的鹿柴铁丝网，外围的护城河又宽又深。苏金龙带领的突击队在渡河时遭到敌人机枪居高临下的扫射，很多战士还未上岸就倒在护城河里。此时距日军正式投降还有不到十天。

    战后打扫战场，刘作民止不住眼泪，护城河与战壕都被鲜血染得通红。

    “那幅景象太惨了。”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每一次的回忆都让刘作民痛苦不堪。苏金龙在水中泡了好几天，早已经不是原来的英武模样，难以辨别。“他浑身肿胀，军服的扣子都被撑开了。” 90岁高龄的刘老双手颤抖，泪眼模糊。苏金龙没有等来最后的胜利，他和其他牺牲的战友一起被埋葬在双沟集镇。

    “那时没有条件啊，牺牲的战友往往就地埋葬。”刘作民回忆，一块木牌，一掊黄土成为抗日烈士最后的归宿。

    与战友相比，刘作民说：“我这一生最幸运了。”1939年，还是中学生的刘作民怀着一腔热血加入新四军，出生入死十年，仅受过几次轻伤。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是攻打李庄车站的战斗，敌人的子弹穿透军服，留下两个洞。刘作民回忆时仍心有余悸，这颗子弹只要再往里一公分，就会在他的肚皮上钻一个窟窿。

    刘作民抗大毕业后主动要求到敌情复杂的徐东游击支队，战友中仅团营一级牺牲就多达十多人。苏金龙、牛洪猷、付金云、李保乾……几十年过去了，那些牺牲者的名字时时萦绕在老人心头。当年，他们和我们一样年轻，一样有着父母、兄弟和姐妹。在这里，历史不再是数字和概念，而是一大群和我们相似的人的故事和命运。正是这一个个有生命的人构成了我们的民族。

    “我常会想起他们。”刘老抚着额头闭目叹息，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很多年轻的战士瞒着家人投身军旅，牺牲后根本无从查找亲人。插在烈士墓前的木牌或许已经腐烂，但他们用生命点亮了那段民族历史的阴霾，光辉必将永恒，父辈的光荣历史不死。

    记忆是有力量的，对抗遗忘变成了另一场战争。一个民族只有懂得铭记那些为国牺牲者，才会懂得如何前行。

老兵谢云山接受记者专访　李爱明摄

    永不消逝的青春

    “小指导员，部队听你管吗？你有什么本事？”

    “打仗不怕死，跟战士打成一片，冲锋在最前面。”

    “好，讲的不错。”

    这是26岁的政委郑克与18岁的指导员谢云山之间的一段对话。在谢云山眼中，团政委郑克既是自己的领导也是一位兄长。

    郑克是印度尼西亚的归国华侨，还是大学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抗战后期孤身一人回国参战，在当时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部队里，他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曾在笔记中这样写道：战斗是一种最高的快乐，只有在战斗中过活，才不辜负生命所给予的无限的才能。

    1949年1月6日，在淮海战役最后阶段攻打吴楼的战斗中，敌人的一发炮弹击中战壕里的团临时指挥所，正在指挥战斗的郑克胸部中弹。不远处的谢云山看到政委浑身是血的倒下，他发了疯似的冲了过去，奄奄一息的政委拉着他的手叮嘱道：“立功运动搞起来不容易，你记得传下去……”话音未落，政委就合上了双眼。多年后，已是耄耋之年的谢云山依然难忘郑克牺牲的那个场景，政委最后的遗言就是他未竟的心愿——将“立功运动”进行到底。

    在1946年苏中战役中，华中野战军第1师第1旅第2团（后来的23军200团）在原有“英模运动”的基础上创造了我军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立功运动”。“咱们军队总说立功受奖，什么是‘立功’？怎么‘立功’？我们郑政委就是‘立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这个创造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并被推广到全军！”说到这，谢老一改平日冷静，从沙发上欠起身，声如洪钟，崇敬与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对政治工作尽心尽责，二十五六岁就当了我们政委，对我们特别的好。”

    据谢云山回忆，郑克曾荣立一、三、四等功各一次，是一位为理想而战、军政兼优的团政委。他也是淮海战役中牺牲的第一个团级干部。

    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一名政委，却英年早逝。淮海战役的最后一战，郑克在胜利曙光穿透地平线的瞬间倒下，永远留在26岁的大好年华。他牺牲后，被葬在淮海战役陈官庄烈士陵园，谢云山先后两次去陵园祭拜。“60多年里，我的压力非常大，生怕辜负了老政委的嘱托。”

    谢云山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涟水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等大型战役，亲眼目睹了身边一位又一位年轻的战友离自己远去。累累的军功章上面，是赫赫的战功，更是数不清的生离死别。他珍藏着当年“立功运动”中颁发的第一枚奖章，那是一枚用铜钱改制的勋章，虽然简陋却意义重大。

    清明节临近，谢云山用颤抖的笔迹写下缅怀战友的一段话：共和国的旗帜上永远铭刻着为革命献身的烈士，他们的英灵将永远留在共和国每个人民的心中。向所有为了革命事业默默奉献生命的同志们致敬，我们将永远牢记这些可爱可敬的战友和先烈。”

    如今，享受着和平的年轻一代正在慢慢遗忘那段峥嵘岁月。但我们无法忘却祖辈们年轻时英武不屈的身影，正是那些永不消逝的热血与青春，构筑了我们的历史与生命。

老兵孟庆铭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牺牲战友的家人，把当年朝鲜战场上的事告诉他们，告慰烈士的英灵。　李爱明摄

    长眠在三八线上的英魂

    “带了六个兄弟上来，一夜间死伤5人，我怎么跟他们家里交代？”孟庆铭至今回忆起仍满是自责。

    1953年6月23日，正值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次战役——夏季反击战。孟庆铭永远也忘不了那个血腥混杂着硝烟味道的夜晚。

    那夜，天空飘着小雨，孟庆铭蹲在潮湿的坑道里，紧张的收发电文。在当时大多数志愿军官兵不知雷达为何物的情况下，谁也没有注意到美军的夜航机正向他们逼近。

    突然，一道冲天的火光伴着热浪冲进战壕，孟庆铭赶紧敲下暗语：“此地遭轰炸，停止联络。”之后迅速关闭电台。

    爆炸之后是死一般的寂静，孟庆铭呼喊着战友的名字，但无人应答，四下只传来粗重的喘息声。一出战壕，血腥混合着硝烟在夏季的雨水中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

    一片漆黑中，报务员刘延忠和摇机员白锐受伤被送至野战救护所，而报务员曲元盛、摇机员王凤桐和司炳仁三名同志则壮烈牺牲。电台班仅剩下了孟庆铭和摇机员段久泉。

    天亮后，孟庆铭去军部领了20尺血衣，边哭边包裹好三名战友遗体，将他们安葬在离战壕几百米的山坡上。没有花圈，没有仪式，也没有石碑，只有那块他亲手刻上烈士姓名的木牌，永远留在了三八线上那座不知名的小山上。

    回忆起牺牲战友，孟庆铭神情黯然，“司炳仁没上过学，有一次他唱国歌‘抱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战友们嘴都笑歪了。”“摇机员的任务是为电台手摇发电，特别累，而司炳仁一摇就是几个小时，累的满头大汗，从来不让人换。”王凤桐结过婚，他牺牲以后部队还接到他妻子寄来的信和旱烟，信上写着：“这是爷爷种的烟叶，我给你寄一些……”孟庆铭捧着信就哭了。“他们牺牲时才20出头，还没有享受过幸福的滋味。”

    “他们连志愿军烈士陵园都没能回来。”停战协定签订后，孟庆铭想把三位烈士遗骨迁回烈士陵园。当时的战场成了中立区，无论他怎么请求，停战委员会的监督员就是不放行。抗美援朝60周年时，孟庆铭作为志愿军代表又去了朝鲜，但过了半个多世纪，烈士墓已无从找寻。他至今仍保留着着王凤桐和司炳仁家庭地址：黑龙江省明水县七区四乡和平村，另一个是黑龙江明水县江有发乡。

    当年受了重伤的刘延忠回国接受治疗后转业到大连铁路分局，虽然身处异地，但俩人从未断过联系。“当年一个班的战友只剩我们兄弟俩了。”抚今忆昔，已是风烛残年的老哥俩时常叹息。

    接受采访时孟庆铭特意穿上当年的军装，身上的勋章叮当作响。这些勋章来自半个多世纪前，曾穿越猛烈的炮火和纷飞的大雪，带着年轻战士豪迈的激情和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勋章上似乎还能闻到硝烟的味道。

    年近80的孟庆铭时常会一个人呆上好一阵，老伴说，那是想战友了。“我有个多年未了的心愿，就是找到牺牲战友的家人，把当年战场上的事告诉他们，告慰烈士的英灵。”当年的战友多以作古，零星在世的也是散于各地，音讯全无。要了却夙愿，孟庆铭说，“难哪！”

    清明，是一次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更是一段生命的接力与传承。也许，那些逝去的英魂，他们的名字无法一一铭刻在纪念碑上，但正是这些默默的牺牲汇成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图腾。中华民族之所以绵延千年，正是因为我们拒绝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