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领导天津学生五四爱国运动期间。他们于1925年在广州结婚后整整半个世纪的恩爱之情， 真正为世人留下了一段举世传颂的爱情佳话。今天我们满怀景仰和怀念之情，向读者讲述周恩来与邓颖超建国前在广东的故事。

    南下广州 喜结良缘

    1925年8月7日下午，一艘由上海开往广州的客轮徐徐停泊码头。身着白衫黑裙、一身女教师装束的邓颖超满怀兴奋、喜悦的心情，踏上广州码头。1925年3月，邓颖超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国共合作，她同时担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妇女部长。6、7月间， 她和同志们一起组织领导了天津市广大市民抗议“五卅”惨案的集会、游行活动，遭到反动当局通缉。党组织让她火速离开天津，南下广东。她离开上海时，又特意给周恩来发了电报，告诉他轮船到达广州的时间。邓颖超相信周恩来一定会到码头接她。然而，邓颖超一下船见不到周恩来， 她心中有些失望和生气了。他们之间已离别5年了，从北洋军阀的统治和通缉下的邓颖超离开天津赶到广州是准备与周恩来结婚的，万万没有想到码头上见不到他。在拥挤的广州码头她提着手提箱， 左顾右盼找不到周恩来，只好照着通讯地址雇了一辆人力车，径自去了新郎的住处。那天，对于邓颖超千里迢迢南下广州，百忙之中的周恩来一点也不敢怠慢。一大早就起床整理房间，并派秘书陈赓买来两盆花，摆在窗台。周恩来因工作实在太忙，不能去接，才将接新娘的“任务”交给了秘书陈赓。周恩来要求陈赓见了小超务必解释一下，说自己实在忙得走不开，周恩来把一张相片交给陈赓，陈赓一看，笑着说：“我的周大主任，您这是从哪个博物馆里掏出来的？”周恩来说：“这还是我去法国留学前她送我的。这就要看你的眼力了。”“我的眼力，您放心!”陈赓说着走了。陈赓来到广州码头，瞪圆了眼珠子，注视着从码头走出来的每一个女青年旅客。可是，下船的旅客都走空了，还是没见到他的“准师娘”。陈赓沮丧极了。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完成周恩来交办的任务，而且是这么特殊而重要的任务。陈赓灵机一动，他想到邓颖超也许已经到周恩来住处了，迅即赶回来了。此时，周恩来住处已是宾客满堂，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看新娘子。陈赓一见这局面， 知道自己把新娘接丢了，大家不会放过他，于是来了个以攻为守。他一进门就嚷道：“没接来，让我把新娘接丢了!不过，这不能怪我，你们大家都看看!”他举着那张旧相片，转着圈儿让大家瞧，“让我拿着几年前的相片去接人，应该怪周主任自己。”陈赓正在“嫁祸于人”，门口忽然走进一位笑眯眯的姑娘，陈赓和她打了个照面，马上愣住了，正是相片上的那位。急忙说：“我叫陈赓，周主任的警卫副官。周主任实在忙得抽不开时间，特地让我拿着你的照片，赶到码头接你。怪我粗心大意，没有接到你。我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说完“啪”的一声，双脚立正，举起右手，行了一个漂亮的军礼。邓颖超“噗哧”一笑，热情地和他握手说：“谢谢你，陈赓同志，很高兴见到你。恩来同志忙，不来接我没关系，只是麻烦你白跑一趟了。”周恩来一眼看到深深爱恋和想念的小超，小超依然白衣黑裙，头梳横髻，比以前更加端庄、俊逸和成熟了。周恩来迎向邓颖超点点头，笑了。这微笑如今更增添了含蓄的深情和温柔，他拉着邓颖超来到陈赓面前笑着说：“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常在信中提到的陈赓，今天我有了急事，请他去接你，谁想到他居然把我的新娘接丢了，还有理瞎嚷!”大家“哄”地围上去：“罚他! 周主任，狠狠地罚他!”众人七手八脚地将陈赓按倒在地给邓颖超磕头。闹过之后陈赓负疚地说：“我认罚，就罚我给周主任操办婚礼吧。”这时周恩来又转身和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他们交谈着工作，邓颖超想，恩来等一会一定会走过来和自己多说几句话吧。等着等着没有见他站起来。她想，他们谈完了他总会过来吧。不料，他和陈延年一起走了。邓颖超委屈得几乎要哭了出来，怪他连一句话都不说就走了，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了。陈赓走到邓颖超身边说道：“周主任和陈委员长赶回广东区委会去开会了。”陈赓一脸抱歉的神色。邓颖超说：“恩来同志他忙，我理解，以前也这样，不用他照顾我。我正想多了解一些全国注目的省港大罢工情况。你忙，你去照顾恩来同志。”周恩来公而忘私，邓颖超也是工作当先，陈赓想到她和周恩来真正称得上是一对革命伴侣了。陈赓心想她还没有吃饭，便买了几个面包塞给她并抱歉地说：“晚饭时间过了，你先充充饥。”邓颖超看到了周恩来房间里窗台上的两盆鲜花，陈赓介绍说：“这是周主任今天早上特地吩咐买来的，他说‘小超最喜欢鲜花’。”邓颖超听了又抿嘴一笑，心想他还是这么细心周到。

    周恩来因为工作当天晚上没有回来，第二天邓颖超到广东区委报到去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陈延年热情地欢迎邓颖超，并说明了党组织决定调其来广东做妇女工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也是照顾到和周恩来结婚的问题。他简要地介绍了广东的当前形势和艰巨任务。听了陈延年的介绍，邓颖超对广东的复杂形势有所了解，她更加体谅周恩来了。当天傍晚，她刚刚跨进寓所，就听到周恩来极富感染力的笑声：“你看，小超比我还积极。刚到广东，就急着上班去了，还让我们等着她。”“谁让你等了”，邓颖超一脚跨进房门，笑着说：“人家不是等了你一天一夜吗？”这一天，他们结婚了。没有什么仪式， 也没请什么客人。柔和的灯光下，周恩来和邓颖超双目相视，两心相守，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

    新娘演讲 新郎醉酒

    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了，非要见见新娘子，还闹着要他们请客，周恩来推却不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太平餐馆请大家吃了一顿西餐，这顿饭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们的婚宴。赴宴的有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恽代英、熊雄、陈赓等， 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赶来参加了。客人们早听说邓颖超在“五四”时期便当演讲队长，大家热烈鼓掌，要求新娘子站在小板凳上报告恋爱经过。周恩来担心她应付不了这个场面。只见她落落大方地踏上凳子，脸色虽然有些绯红，但完全没有一般少女的那种忸怩和慌张。她轻轻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便从容不迫地述说起来。她先从“五·四”时期和周恩来相识谈起，接着又讲了他们几年相爱的经过。她侃侃而谈，口齿清楚，声音宏亮，讲得绘声绘色，不时引起人们一阵又一阵的掌声。特别是当她把周恩来在明信片上写给她的那首诗：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她用深情优美的语调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赢得了全体客人长时间的鼓掌和喝彩。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是极出色的演说家。”邓颖超抗议了：“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

    站在后面的人嚷嚷说看不见新娘啥模样，张治中突发奇想，伸出双手把邓颖超抱了起来，放在桌子上，还大声说：“大家看，大家看。”这突然的举动把邓颖超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下面的人笑得前仰后合。客人们轮流着一杯杯地向新郎新娘敬酒。邓颖超不会喝酒，体贴的周恩来把敬给新娘的酒一杯杯全代她喝下去。只看到他一杯又一杯， 竟喝了三瓶白兰地。邓颖超心里又急又心疼他，却又挡不住客人的敬酒。周恩来喝醉了， 不过他有极强的自制力，没有失态，只是咕哝着，不放李富春和蔡畅走。邓颖超和蔡畅把周恩来扶到阳台上吹吹风，邓颖超找来一碗醋，让周恩来喝了醒醒酒。她知道明天一早，他还要赶到广东大学去主持黄埔军校新生的入学考试。李富春一面叫着“恩来，你好一些吗”，一面埋怨张治中、陈赓他们闹得太过分了。蔡畅打来一盆清水， 让邓颖超用毛巾浸透凉水给周恩来擦脸。凉风习习吹来， 时间已过夜半，周恩来渐渐清醒。他连忙谢过李富春和蔡畅，催他们快回房休息。邓颖超对他说：“我没有想到他们这样灌你，酒喝多了会伤身体的，以后，千万再不能喝这么多酒了!”周恩来见妻子这样心疼和责备自己，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和邓颖超又在阳台上待了一会。夜凉如水，邓颖超扶他回房躺下。晨光熹微，周恩来匆匆起床，

    用凉水擦了擦脸，和陈赓一起赶到广东大学去了。几十年后，邓颖超深情地说到周恩来这次喝酒：“我没有想到， 恩来有这样大的酒量，整整三瓶白兰地呀!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让他喝那么多酒了。”邓颖超将革命工作和家庭生活同时安排得和谐、周到、妥贴。她是一位坚强的革命家，又是一位温柔体贴的妻子。婚后， 周恩来夫妇从中共广东区委搬到了文德东路的文德楼， 这是一个住着几十户平民的大杂院， 他们的新房在二楼约10 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 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 生活十分简朴，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这里经历了新婚的甜蜜。常到他们寓所去拜访的党的领导人和黄埔军校的同事发现，房子虽然简朴，陈设却很得体。邓颖超亲自挑选陈设品，亲自安排饮食。尽管邓颖超每天工作繁忙，回到家里，遇到客人来访，却从不让客人知道她很忙或很累。她总是殷勤地招待他们，使他们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

    周恩来为孩子发火了

    1925年10月6日，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率领部队出发进行第二次东征。邓颖超留在广州，和蔡畅一起协助何香凝开展广东妇女运动。只是， 这些日子她常常恶心呕吐，浑身酸软无力。她悄悄到医院检查，医生恭喜她怀孕了。邓颖超听了，心里又喜又惊，十分矛盾。邓颖超的妊娠反应很重，她吃不下， 也睡不好，拖着沉重的身子坚持工作，没过几个星期，人明显消瘦许多，眼睛也凹陷下去了，她刚刚21岁，刚到广东工作。广东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广东省的妇女运动正需要她全力以赴打开新的工作局面。恩来东征走了，邓颖超的母亲还在天津。“这个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我现在哪有时间、精力顾得上生孩子、带孩子呢？”和她一起在妇女部工作的陈铁军、张婉华都是没有结婚的姑娘，不好找她们商量。何香凝待她极其亲切，只是廖仲恺刚被暗杀，何香凝痛失亲人，怎好把个人私事麻烦她分心!左思右想，邓颖超认为革命第一，事业第一，她做了一个后悔一生的决定：瞒着周恩来把孩子打掉了。广州市面上各种各样打胎的中成药很多，她悄悄买来服用。未成形的婴儿打下来了，她流血不止，疼得在床上滚来滚去。她只好请了一星期病假。何香凝来看她，见她脸色蜡黄，关心地问她得了什么病。她说大概是妇女病，休息几天就会好的。母亲杨振德从天津来到广州，见到女儿这副模样，大吃一惊。听到她私自打胎，从来没有责备过女儿的杨妈妈忍不住责备她太不懂事了。

    1925年11月4日，周恩来率东征军政治部人员进入汕头。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任命邓颖超为潮梅特派员，到潮州、梅县、汕头一带整顿党务，开展妇女运动。11月20 日，邓颖超到了汕头。新婚夫妻小别重逢，周恩来格外高兴。只是，他看到小超脸色很不好，像生了一场重病似的。他不安起来，立即关切地问：“小超你怎么啦？脸色这么难看，生病了吗？怎么不写信告诉我？”邓颖超不得不告诉周恩来，她怀孕以及偷偷打胎的经过。很少发怒的周恩来勃然大怒，他责备邓颖超：“小超，你怎么会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不是你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便扼杀，而且随便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行动!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决不允许任意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张! ”邓颖超从来没有见到周恩来发这么大的火，她知道自己错了，耐住性子听周恩来这一顿数落。她轻声说：“我知道自己错了，以后我一定注意改正。”周恩来轻轻拍着她的手，温柔地笑了。

    难产铸成丧子之痛

    仗着年轻，底子好，邓颖超的身体很快得到了康复。1926年，邓颖超又一次怀孕了，她满怀喜悦，立刻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也十分高兴，笑着说“好，我们将有革命的下一代了！”这次邓颖超吸取了上次流产的教训，十分注意保重身体，妈妈也在广州陪伴她，照顾她，每天为她准备营养丰富的饮食。渐渐胎儿越长越大，会动了，每逢此时，邓颖超就会感到一种乐趣，她陶醉在年轻母亲的憧憬里，盼望自己和恩来爱情结晶的小生命快点降临。这年冬天，邓颖超怀孕6个月了，中央调周恩来到上海军委机关工作，组织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行前周恩来再三叮嘱妻子保重身体，祈望这次能生个可爱的孩子，邓颖超满口答应。

    1927年４月初，邓颖超预产期到了，她在母亲的陪同下，住进了广州长寿西路德国人开办的保生医院待产。满怀期望的邓颖超这次分娩竟然很不走运，她赶上了一个血雨腥风的时节：原本正在进行的国共合作，突然交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大开杀戒，许多共产党人被捕，惨遭杀害。当时邓颖超化名住进了医院。由于胎儿太大，邓颖超难产了，三天三夜生不下来，她躺在产床上，浑身冒汗，痛如刀绞。负责接生的王德馨医生是广州著名的妇产科医生，她用了很多办法，孩子还是没生下来。时间一天天过去，王德馨告诉邓颖超：再拖下去，大人孩子都很难保住了。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是位中医， 精通脉理，她替女儿把了把脉，不禁暗吃一惊：女儿已到生死的临界线，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免不了因失血过多而死。于是，杨妈妈请求王德馨医生当机立断，以抢救大人为重。邓颖超流着泪不答应，她知道周恩来是那么喜欢孩子，自己第一次随随便便打胎，已经很让他生气了，怎么能够再次让他失望呢？杨妈妈耐心地劝导她：“小超，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还年轻，将来还会有孩子的。”当时，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不得已， 王医生只好用产钳夹住婴儿拖出母体。孩子出生后，因头颅严重受损，不幸夭折。很可惜，这个又白又胖的男孩， 这个脸庞和父亲一样英俊的儿子，未能在人世间“哇”地哭一声，便去了！躺在产床上的邓颖超看见儿子小小的身躯一动不动，顿时感到撕心裂肺地剧痛，她的手指深深地抠进了棉被里，嘴唇哆嗦着，热泪在眼眶里涌动……

    为革命永远失去了做父母的机会

    难产的消耗，失子的悲痛，使邓颖超的身体极度虚弱，她需要精心调养，更需要丈夫的慰藉，她不知道，远在上海的周恩来已被蒋介石悬赏20万银元追捕。在发生严重政治变故的关口，一直忙于转移干部和组织反击的周恩来仍然记挂着在广州生孩子的妻子，他给广州军委机关发来密电，要邓颖超迅速离开广州到上海来。广州也跟着风云突变了。1927年4月15日，军阀陈济棠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位于南华银行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也遭到了搜查，幸而一位机警的同志已把刚收到的周恩来给邓颖超的电报交给了一位工友，嘱咐他务必面交邓颖超本人。这天，一位打扮入时、戴着耳环、涂着口红的“贵夫人”走进了邓颖超的病房，邓颖超还以为她走错了房间，仔细一看，原来是广东省委妇女部的陈铁军。

    拂晓时刻，大批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正在中山大学的陈铁军在工友的帮助下，爬过高高的墙头，侥幸逃脱出来。广东省委让她赶快把事变的消息传给正在住院生孩子的妇女部长邓颖超。为避免暴露身份，陈铁军有意装扮成贵妇人，冒着危险来到医院，告诉邓颖超国民党右派已经叛变，正在到处搜捕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组织上通知她立刻离开广州。此时，杨妈妈也拿着工友刚刚送来的周恩来的密电进门了。情况紧急，邓颖超必须马上转移，但广州的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怎样离开广州只能靠她自己想办法了，而产后虚弱的身体让她怎么走得出去呢？非常时刻，邓颖超只好冒险了，她把求助的希望放在为她接生的医生、护士身上，她知道保生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 这里的医护人员都极富爱心，自己在住院期间和他们的关系又相处得非常好。当晚邓颖超把主治医生王德馨请到病房里，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和面临的险恶形势向她全盘托出。王德馨怎么都不能相信，这位随和的“李太太”，居然就是赫赫有名的广东妇女运动领导人邓颖超，又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夫人。王德馨医生是一位基督教修女，颇具人道主义思想，她虽远离政治，但敬重邓颖超的人品。邓颖超的孩子没能存活，内心一直很难过，但对医生、护士从来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反而安慰她们：“我知道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医生、护士们对邓颖超都很同情，很尊重，现在看到她有了难处，她们不能坐视不管。

    王德馨医生找来韩日修护士长一起商量，很快想出了一个办法，保生医院定期要派人坐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 去香港采购药品，她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邓颖超母女送出广州。不过，小电船不是每天都有，还要等几天才能去香港，医院门外警车来回呼啸，军警随时可能进来搜捕， 怎么办？热心的王德馨医生、韩日修护士长不顾危险，赶紧把邓颖超母女转移到后院，隐藏在一间偏僻的小屋，反锁上门，一天三餐都由韩日修护士长亲自送来。时局越来越紧张，保生医院也没有幸免国民党右派的搜查和追捕。一天，一名军官带着几十名士兵，气势汹汹地冲进医院， 追问邓颖超在哪间病房。王德馨医生回答：“只有位姓李的产妇，但孩子死了，人已出院了！”军官不信，就指挥士兵搜查。德国院长听到吵嚷声，走过来厉声喝道：“这里是德国教会办的医院，决不允许中国军队搜查！”一见洋人出来，那个国民党军官带着士兵灰溜溜地走了。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秉直仗义的王德馨让邓颖超和她的母亲化装成医院的护士和工友，护士长韩日修化装成“艇妹”， 一起登上长寿路河涌上的小船直出白鹅潭，乘上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顺利地离开了广州，去了香港，又从香港买船票辗转前往上海。海上的风浪很大，船只剧烈颠簸，刚刚生产后的邓颖超身体还很虚弱，她晕船了，一路呕吐不停，把黄水都吐出来了。1927年5月1日，邓颖超母女终于到达上海。由于邓颖超生孩子时过度紧张疲劳，加上产后特务一路追捕，根本得不到休息，她的子宫没有收缩，身体损伤很大，医生检查后说：今后很难再怀孕了。年轻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就这样为了革命事业永远失去了做父亲和母亲的机会，这一损失是不能弥补的，可是想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理想所付出的代价，他们就不再痛苦了， 重逢的喜悦充溢在两人彼此的心胸，虽然形势严酷，但心中却依旧甜蜜幸福。